方法，实际即是一种操作；操作是要受被操作的对象的制约的；被操作的对象不同，操作的程序亦自然会因之而异。许多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，于是无意中把方法过于抽象化，不仅将文献上的求证，混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，忽略了在中国文化中不是缺乏一般的求证的观念，而是缺乏由实验以求证的观念，并且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，以同样的分量移用到读书上面来，于是产生了：

（一）读书专门是为了求假设，做翻案文章，便出了许多在鸡蛋中找骨头的考据家，有如顾颉刚这类的疑古派。

（二）把考据当作学问的整体，辛苦一生，在文献中打滚，从来没有接触到文化中的问题，尤其是与人生、社会有关的文化问题。这种学者，才真是不生育的尼姑。

（三）笨人将不知读书应从何下手假设，聪明人为了过早的假设而耽搁一生。因此，我觉得胡先生这两句口号，可以有旁的用场，但青年学生在读书时，顶好不必先把它横亘在脑筋里面。

读书有如攻击阵地，突破一点，深入穷追，或者是避免浮浅的一条途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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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读书真正的目的，有如蜜蜂酿蜜，是要从许多他人的说法中，酿出新的东西来，以求对观念或现实作新的解释，因此而形成推动文化的新动力，在此一大过程中，分析与综合的交互使用，才占了方法上的主要地位。